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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明:陕北知青张大力死后竟遭受封建迷信的劫难


更新时间:2022-06-18  

  这曾是一篇小说的题目,而下面要讲的,却是一段真实的往事。二十多年过去了,它显得那样遥远,以致一些曾经朝夕相处的人们,在记忆中也渐渐成为一片混沌的背景;它又显得那样贴近,因为只要一提起这段往事.就不由得让人动情.而且对当地的一些村民来说,这些往事至今仍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话题。当年,我们常用“思想可以反复,但时间永不反复”这句话来激励自己在逆境中求上进、不沉沦,今天.我们也要说.时间能让人忘却许多,但不会忘却一切。

  本文以“伤逝”为题,首先是想表达对逝者永远的思念。其次,是想说,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悲伤之情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深藏在人们不愿触动的记忆之中。然而,让人不能接受而又不能不面对的事实是,直到八十年代还会泛起的封建迷信思想,再次深深地伤害了逝者,也深深地伤害了我们——逝者的亲友。再次激起了我们感情的波澜,既是为逝者,也是为伤害逝者的人。

  1969年12月4日,黄土高原上一个平常的冬日。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天,满山满沟,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积雪。

  我们的知识青年小组,是一个六口之家,五男一女。五位男生张大力、小青、向东、世弘和我,是北京四中高一的同班同学。唯一的女生小莉是大力的妹妹,北京一〇一中初一的学生,跟哥哥一起来到陕北延长县安沟公社王连沟生产队。

  这些日子,小青回北京探亲,向东在公社开会,我到县里参加通讯员学习班。家里只剩三个人,大力兄妹和世弘。

  我们的家是一溜排开三孔朝南的新窑。男生住东头最大的一孔窑。这窑很深,大约有三丈二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洞。当地有“两丈为窑,三丈为洞”之说。打这么深,是我们的主张,以便作为集体活动的场所。中间的一孔小窑是小莉住的,又兼作村里的小学校,小莉是唯一的老师。西边的一孔窑是仓库。

  小莉记忆里最后一幕是头天晚上,与哥哥俩人凑在一盏煤油灯下看书。大力在读一本针灸书,小莉在看报。

  这天一早,勤快的世弘早早起来去挑水。许是头天夜里看书看得太晚了,小莉起来后看见哥哥还睡着。她的脚步声把大力惊醒了。大力马上起来,一边说:“晚了,晚了。”一边穿衣服。小莉对哥哥说,到上院把昨天没推完的黑麦推下来。大力应了一声,就到上院去了。我们所在的王连沟是个穷村,推磨没有驴,人抱着磨杆转。

  吃罢早饭,像往日一样,大力、世弘、小莉跟队里的老汉、娃娃、婆姨、女子们一起,到对面的罗家山上修水利。其实,那山上并没有水,修水利是修梯田的代名词。水利队是全大队三个生产队(也是三个自然村:王连沟、罗家山、蔡家塬)的劳力组成的。各生产队很少派青壮年来修水利,他们总在做一些更需要技术和经验的活。于是,几个知青就成了水利队的壮劳力。掏土、装车、推车,满头是汗,满身是土。

  大力是全大队仅有的一名“赤脚医生”,不看病的时候,他也尽量多地参加各种劳动。我们都相信劳动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途径,过度的体力消耗正是在“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到了工地不久,大力背上从不离身的药箱,向罗家山走去,不知又给谁看病去了。水利队上,婆姨、女子们凑到一起,总有说不完的家长里短。劳动的场面不大,通常也就二十来人,但也热气腾腾。至少,几个知青的头上是热气腾腾的。

  突然,从罗家山顶上传来一个娃娃的呐喊,冬日的晴空中回响着—声凄厉,尖细的呼号:“快去呀!大力掉崖了!”

  世弘本能地抄起小镢和水利队的男劳力们一起往罗家山上跑。小莉没有反应过来,怔怔地,还在铲土。婆姨、女子们急忙喊叫:“小莉,还不快看看你哥哥去!”小莉这才回过神来,把铁锨一扔,向山上跑去,后面跟着水利队的婆姨、女子们。

  跑到罗家山郭景达家的窑背上,往下一看,人们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全傻眼了。从大力摔下去的地方,到崖底有一二十丈深。下去七八丈,有一个台台,再下面是一个大约七八丈深的崖,四周都是直上直下的陡壁。

  从人们的诉说中得知,大力在水利工地上听说罗家山郭景功的儿子得了病,当即放下工具,背了药箱就往他家跑。就在刚拐过弯要进院子时,看家的狗向他扑来。大力毫无准备,手里连个棒棒也没拿,郭家的大人又都不在家,没人拦着狗。大力只好用药箱挡,用脚踢,边挡边退。他穿着一双大头鞋,雪厚鞋滑,不知不觉退到了崖边,不慎失去重心,摔了下去。人掉下去时在那个台台上担了一下。他披着的一件棉军服,被干枯的树枝挂在半山上,而人却重重地跌入崖底。

  顾不上多说,社员们个个奋不顾身地从陡崖上滑下去。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挥动小镢,在冻得梆硬的陡崖上掏出一个个脚窝。民兵连长史汉成,全大队三个村里最精壮的小伙子,背着大力,踩着脚窝,一步一步向上攀。汗水顺着他棱角分明的脸往下淌。背到台台上时,史汉成已经累得不行了,世弘又继续背,一直背到窑背上。

  社员们围着大力,一遍一遍地叫着他的名字。不知是谁已打发人到安沟叫医生去了。几个社员忙着绑担架。小莉站在哥哥身边,眼中含着热泪。社员们让小莉叫他,小莉蹲下来,带着哭声叫了几声“哥哥、哥哥!”大力没有答应,只是发出一阵阵很大的哼哼声。只见他的额头破了一条寸半长的口子,额骨也有血,眼半睁着,嘴半张着,眼皮是青的、肿着,整个脸有点歪。小莉再也不敢看,站起来,哭了。大队长郭景达让大小子端来一碗小孩尿,给大力强灌了半口,不往下咽。人们一个个干着急没辄。

  郭景达张罗着要把担架抬到安沟去,叫小莉和水英先回去把大力的被子拿上。小莉刚进窑门,就听见有人在罗家山半山上呐喊,叫小莉不要拿被子了,赶快到后沟去。小莉心里一下子糊涂了,拿上钱就往后沟跑。半路上,水英追上小莉。她俩经过来福家窑畔底下,来福妈一面擦着泪,一面摇着头走过来。只见前面不远,担架在地上放着,大力在担架上躺着,听不见他的哼哼声。周围蹲着一圈人,都低着头。小莉放慢了脚步,心里不知是咋回事,有点害怕。

  忽然看见有人把世弘从担架旁拉了起来。小莉的心往下一沉,身子一软,倒在旁边的地畔上,手拼命地抓着地,脚一蹬一蹬的,十几秒钟没有哭出声来。一会儿,好像才明白过来,放声大哭。众人劝她回去,她不回,心里只有一个主意,要守在哥哥身边。这时,听见张明义大叔跟谁说“没气了”。小莉的心急得要炸了,问世弘怎么办?世弘说只有抬到安沟抢救,还有一线希望。

  八名社员急匆匆地抬起担架向前沟走去。小莉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脑子昏昏的,一会儿就被拉下好远。世弘回了一趟窑,又追上来,手里拿着一张刚从《农村医生手册》上撕下的一页,对小莉说,可能是休克,还说踅梁大队的医生已经叫来了。担架停了下来,踅梁的赤脚医生给大力打了一剂强心针,一行人又继续往安沟赶。

  小莉和张明义大叔在担架后面跟着,快到沟口,远远看见担架放在地上,旁边停着两辆吉普车。大叔说,安沟的医生来了。听见呼噜呼噜的声音,小莉说,“大叔,你听,有气了!”紧跑几步,到跟前一看,见是公社的李医生正在给大力做人工呼吸。旁边的人群里多了向东和公社副书记。小莉背过脸,不敢望。过了一会儿,听见一位公社干部说,“不行了。”小莉回过头来,只见世弘蹲在大力的身边,用手理着他的头发,掉着眼泪。向东站在担架旁,脱帽肃立,眼泪不住地往下掉。小莉坐在路边的石头上痛哭。

  这个地方叫饮马石窠,有一潭碧绿的深水。担架就停在潭边。年轻的大力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衣,盖一床深红色的棉被。一潭碧水,一袭红被,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突然地、默默地走了。人们肃立着,围成了一圈。大队支书念起了《纪念白求恩》。一时间,似乎一切都凝固了,既悲壮,又苍凉。任潭边的寒风瑟瑟地吹。

  一行人伴着担架返回王连沟。世弘赶到安沟给小青和大力的父母打电报。乡亲们把大力安顿在学校窑里,换了衣服,擦净了脸。

  记不得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只记得那天晚上,我赶了几十里的山路,从县里回到王连沟。一路上,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不会是真的,不会。后半夜,回到村里,踏进学校窑门,走近大力身旁。煤油灯下,大力静静地躺在那里,那样安详、坦然,略显苍白的脸,好像是累了、倦了、睡着了一样,好像随时都能醒过来。我们还不能接受大力已经去了这样一个事实。

  第二天一早,朱家河、踅梁的知青们闻讯赶来。小莉红肿着眼进了窑,一眼看见柜盖上端端正正地放着大力牺牲前背的药箱,禁不住抱着药箱失声痛哭。

  早饭后,向东、世弘、小莉和我同公社的干部一起去出事地点。路过水利工地,社员们正在地头开会,一个个痛哭流涕。我们一直下到崖底,找寻大力的遗物,拾回几块带血的石头。所有的人,心头都是沉甸甸的。我们唱起了《国际歌》,那低沉、悲壮的歌声,从大力倒下去的地方传出,传向远方。

  面前是一本大力的日记,这是小莉珍藏的哥哥的日记。里面记着我们从1969年2月2日离开北京,到12月4日大力牺牲之前十个月插队生活的艰难岁月。这是我们到陕北最初的十个月,也是大力生命中最后的十个月。

  大力的日记记得很勤,也记得很细。它是那么真实、那么朴素,因为它本来只是私人的备忘录,并没有打算,当时也不可能想到会拿去发表。它又是那么丰富、那么生动,令人不忍删节,更不忍把它与死亡联系在一起。我曾打算用自己的笔去写一个大力,看了他的日记之后,我放弃了这个想法。还是让他自己来对你们说吧。

  夜里三点钟,郭景达和双喜来敲门讨药。郭景达二哥的小孩病了,还不到一岁,真不敢给药。向东给了八片土霉素。早上起来,听说向东给了药,很肝颤。匆忙吃过早饭,准备去罗家山上看看去。路上碰到郭景达和他二哥二嫂抱着孩子去安沟看病。看着贫下中农焦急的面孔,深切感到医药卫生对于五亿农民是多么重要。稍微重点的病就要到几十里路以外去看,误工不说,病人的危险很大。我们这些知识青年里一定要有一个人下决心学医。

  和向东、晓明议论了一下卫生员的事儿。贫下中农用血汗把我们养大,我们一定要用文化知识好好为贫下中农服务。我们应当去当卫生员。

  卫生员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彻底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现象,我应该学好卫生员。咱学医.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就是要以白求恩为榜样,好好为贫下中农服务。一想到贫下中农由于缺医少药而产生的种种痛苦,浑身就有用不完的力量。下定决心从自己身上开始练,一定要学出个名堂来。

  十二点半,从家里出发,去安沟报到,参加卫生员培训班,准备好好学一番。对这个新的生活有一种好奇。虽然也感到和我们的集体分开十五天,真是相当长、相当难受。一种复杂的心情。

  到了安沟一看,真是出乎意料,本人虽然已经迟到一天,但仍然是第一名,上一批的还没有走。据说学习和生活安排得很松,没有专人负责。安沟卫生所给组织的,解放军医疗队管培训,之间并不联系。而且柴米油盐菜完全要自己解决,看来处境够困难的。

  卫生所又把集训的时间推迟到三天以后了,说是过清明,真是涮人不眨眼。而且又说:上级规定,知识青年一年之内不许担任任何职务。卫生员似乎也要算一种职务。本人当即去找公社。我以为,知识青年一方面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方面要用所学到的知识好好为贫下中农服务。在这个服务的过程中可以建立更深的感情,可以更好地接受再教育。我坚决要求继续派我学习卫生员。

  到安沟去学卫生员,凭大队革委会的介绍信,很快就征得了公社的同意。卫生所只得把我收下。

  通过与解放军接触,感到她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她们坚持三同,到老乡家吃派饭,每天有一个人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跟贫下中农可亲了。对我们这些卫生员也是认真培养,不厌其烦地解答我们的问题。

  下午,和老骆一起,练习注射。老骆让我往她三角肌和臀大肌上注射了两针。第一次注射,心慌意乱,不是刺斜了,就是没刺进去深度,拔针时还把针斜着拔了,肯定够老骆疼的。但老骆面无惧色,很认真地纠正我的注射动作。为了培养我们这些赤脚医生,解放军花费了多少心血。

  出诊时被狗在大腿上咬了一口,左腿上被咬了两个鲜红的牙印,线日 星期日 农历三月初一 阴

  到蔡家塬去看病,受到极热情的接待,学了不少东西,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妇女要是有病,我怎么给看呢?

  冯占彪的四娃病了,很重。看着冯占彪(他婆姨害病殁了)消瘦的面颊,我心里真是很着急,生活的担子一下子把他压得老了许多,够难的了,真想分担他一点,使他减轻些负担,哪怕是精神上的。

  大队长说,要我继续学习。心情很复杂,想继续学又想回家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矛盾的心理。

  上午看完门诊,原想天黑前回家,可是归心似箭,无论如何也等不得了。午睡后,拔脚便往家跑。不论是继续学或是不学了,都必须回去一趟,征求一下队里的意见。如果再学,就拿上粮票,入公社灶,省得自己做饭,太麻烦了。

  高一的哥儿们聚会在安沟河滩。这是几个月来的第一次大聚会。同学们畅谈着插队生活的各种体会、感想和收获,真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但这里比过去增加了老练、经验、稳重和脚踏实地。看着这一批朝气蓬勃,能够吃苦,有远大理想而又富于实干的同学们,谁不相信,陕北二十年后将要出一批英雄呢?

  很兴奋地听到了要在安沟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消息。县医院、公社、卫生所和解放军医疗队的同志开了一天会。听说决定了三个试点:朱家河、踅梁、瓦石头。

  晚饭后,老骆跟我讲,要到我们沟里去办合作医疗。听了以后,又高兴又担心。办合作医疗是我们久已盼望的一件大喜事,这次有解放军帮助,更值得高兴。担心的是条件是否成熟。大队的干部不太团结,有的这一段比较消极。如果没有大队革委会的支持,是根本办不好的。再者,我们队很穷,收合作医疗费有困难。还有,必须有技术力量,而我现在连半瓶子醋还够不上。心里就像有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

  下午,去踅梁开会,南掌、踅梁、王连沟三个大队的联席会议,很勉强地通过了三个大队合办一个医疗站的决议。踅梁的态度比较坚决。我们大队的支书没有来,因为他不同意在踅梁办。

  收工时,一块乌云带来了几个雨点。本人塞了两口团子,向蔡家塬出发。暮色笼罩着大地,天阴沉沉的,我以极快的步伐向前走着,脑子里却直打转:塬上的狗实在厉害,我单枪匹马,夜上蔡家塬,让狗给“断”了怎么办?俗话说“大村的娃娃,小村的狗”,真有点肝颤塬上的狗。

  上踅梁去开前天约好的碰头会。总的看来,办合作医疗是没意见,问题是办在哪儿。

  晚上,本人作为代表参加了社员会,首先研究合作医疗的收费问题。一提起这个,就是个冷场会。社员现在手头确实很困难。决定:队里、社员各出两角五分。会议开到十二点半。

  零点刚过,我尚未睡着。朦胧之时,双全和海全来叫出诊,他母亲肚子痛得厉害。爬起来当即出发。夜里三点左右,病人说好些了。五点半,病人肚痛加剧,呻吟不止。当即风翔去董家畔,双全去安沟,本人去踅梁请医生。一路上除了上坡,都是小跑。

  晚饭后,塬上环环她大来叫出诊。虽然我身体刚刚有些好转,还很软,还是拖着病体上去了。环环她们已经睡了,但还是爬起来极热情地接待我,当即就要点火做饭。本人一再劝阻,表示“刚吃饱”、“有病不能多吃”,但被骂作“装假”、“不老实”。给小孩看过病,拿好药,饭已经熟了,鸡蛋面条。真叫人过意不去,可做下了,只得吃,只得放钱粮票。以后这种事尤应注意,严加避免。

  药买的够赔的。应记取教训:贫下中农的每分钱都来得不易,应该把钱用在刀刃上。而这次买药就不够精打细算。尤其当许多药品没有,钱有富余,时间又紧时,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大手大脚地买了一些药。以后买药,事先一定要有详细的计划,如有变动,必须慎重,对贫下中农负责,对合作医疗负责。

  我们的口粮已经发生危机了,六月份的粮只够吃三四天的。现在真是事无巨细都要操心,大到国家的大事、世界的大事,小到每一担水、每一捆柴、每一顿饭。我们决定去买糠、麸子、豆腐渣来代替一部分粮食。

  买回来的豆腐渣已经吃得差不多了。豆腐渣有股酸味,而且难咽,但比起红军长征吃草根、树皮来说,这就很不错了。现在吃不得苦,将来也就难成材。

  群众对于合作医疗还是不够信任。有些人还是取怀疑态度,只相信医务人员(我),不相信我们的物质力量。这种怀疑是不足为怪的。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越要努力认真工作,争取迅速使群众信任和支持合作医疗。没有贫下中农的支持,合作医疗一天也搞不下去。

  除了上课、门诊、吃饭和睡觉以外,本人把一切时间都用于学习,极少上街或打扑克。有人说本人太呆,整天看书,快成书呆子了。我自己不这么想。我总觉得必须把全部时间用于学习,必须抓紧。我常常想起家里的战友们和贫下中农,他们正在紧张地劳动。一想起他们,我就不能允许自己有任何的逍遥。我要拿出全部的精力学习、学习、再学习。

  最近,常听到一些人对我说:“好好学吧,学好了够吃一辈子的!”什么“这是铁饭碗!”之类的话。也有的北京同学听说我学习了两个月,没有参加劳动,还有工分,表示很羡慕。这些值得我思想上警惕。我学习赤脚医生,决不是为了从人民那里得到什么利益、什么报酬、什么名誉地位,而是要为人民贡献出更多的力量。

  开始“延长地区野生中药材资料汇集”一书的钢板刻写工作。这本资料是解放军医疗队和县医院的同志上山采药后整理的,很有实用价值。我非常感兴趣,准备下一番功夫掌握它。

  结业。上午座谈了参加学习的收获。临别前,去看望解放军医疗队。他们全体集中在县城里开会。老吴、老赵等极热情地接待我们,亲如一家人,心里非常感动。

  妇科、产科的问题值得注意。四儿婆姨、下院三婆姨、白妮,茂胜婆姨、教胜婆姨等人今天都来看妇科病,简直有点突然袭击,使本人非常困难。看来,这方面的疾病给妇女们带来的痛苦不小。试想,我是一个新手,又是一个年轻学生,如果她们不是很痛苦的话,绝不会来找我的。但实际困难很多,不好检查、不好治疗。有一个办法,就是培养—个妇女,专门看妇产科的疾病,小莉是比较具备这个条件的。

  晌午时,卫生员培训班初步活动。本想正式活动,但人未到齐。海全、新全干劲还是不小,看来大有希望。

  清晨,便踏上了归途,云压着脑顶在和我争时间。终于在离家还有十分钟的路程时,掉点了。一进家门劈头所闻便是:双全婆姨生产不下,小青上塬了,向东走安沟请医生去了。雨正猛,我穿上雨衣、胶鞋,怀着一种异乎寻常的镇静心情出发了。下坡的时候;连滑了几跤,浑身是泥,非常狼狈。我仍然丝毫不动摇地向前,心里确实很坦然。快到塬上时,上面的人对我喊:“已经生下了,慢点走吧!”我这时才真的镇静下来。我知道。我先前的心情是准备去迎接一个重大的新的考验,而在这个考验面前必须镇静。现在,它已经不存在了。

  早上,上塬看双全的“月娃”。本人以为病得不轻,“四六风,没救星”虽然是一句老话,但也可以说明病的严重。这里的小孩常有风,流传在民间的土方、验方,起了不小的作用,值得收集、学习和运用。

  “生活上相当丰富,白面以及南瓜、红豆等,与春天不充足的玉米、野菜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吃得很饱、很好,再加果园的小瓜、西瓜、红枣,真没治了。” “我们的工分是生产队里最多的,除了粮食,大部分东西都是按工分分配的,我们所得极多:一百三十余斤麻秆,几十斤西瓜、小瓜,近二百斤红枣,估计南瓜、红薯、土豆、白菜、萝卜也将不少。”

  大力遇难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安沟公社、传遍了延长县,也传到了北京(我们知青小组的组长小青那时正在北京探亲)、传到了天津塘沽(大力的妈妈当时正在那里的华北局干校)、传到了湖北潜江(大力的父亲当时正在那里的中国科学院干校)……唁电、唁函从四面八方向陕北这个不知名的小山村纷至沓来。柏铮(我们公社朱家河大队的知青)从北京寄来了一篇发自肺腑的散文诗式的悼文。

  少不更事的我们,从最初的震惊和打击中恢复过来,迅速投入了我们要亲手料理的第一件后事之中,向东负责对外的联络,我负责起草、刻印大力的生平事迹,世弘和小莉负责应酬家里的事。村里专门开了社员会,讨论大力的后事。老乡们主张做全新的棉衣、棉裤、棉褥、棉被,我们主张一切从简,尽量用大力生前的衣物。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还是给大力换了一身他喜爱的洗白了的军装,戴上了他备用的一副眼镜。

  办理后事忙碌、纷乱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向公社和县里反映了三点要求:第一、根据大力生前的愿望和表现,请求组织上追认大力为中国党员;第二、大力在出诊途中不幸遇难,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属因公殉职,希望县里和公社批准大力为革命烈士;第三、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宣传大力的事迹,寄托人们的哀思,号召全公社的知青向大力学习。

  公社开始也准备宣传大力的事迹,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态度发生了变化。据我们了解,主要原因是由于县里有关部门认为大力“出身不好”。实际上,大力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著名的昆虫学专家,为植物保护特别是棉花病虫害防治做出过重要贡献。他的母亲是当时华北局的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是颇受怀疑的对象,“出身不好”,这道政治障碍也是县里有关部门的领导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另一个原因是认为死人毕竟不是好事,不宜张扬,以免影响全县知青的情绪,动摇知青扎根农村的信心。因此,县里有关部门强调不宜做宣传,不开追悼会。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们都无意责怪县上的领导,只能归过于那个动乱的、变形的年代。虽然经过我们多次的交涉和申诉,追认党员和烈士的事仍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县里决定追悼会可以开,但规模要限制。除了王连沟大队以外,本公社其他大队的知青和老乡,没有接到开追悼会的正式通知。这种不公正对待的后果,也许要许多年之后才能看得更清楚。

  大队支部书记主持了追悼会。县里和公社的干部参加了追悼会。会上宣读了公社作出的向张大力同志学习并追认他为模范共青团员的决定。在陕北寒冷的冬季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暖意,接着,我受知青小组之托宣读悼词,刚念了一句,就念不下去了,泪水模糊了视线。当我哽咽着勉强念下去时,在场的婆姨女子们压抑着发出一阵阵低低的饮泣,刚强的老汉后生们也不时地发出一声声叹息,一个个红了眼圈。

  后生小伙和知青一起,轮换着抬起沉重的棺木向罗家山梁走去,后面跟着一支头扎白羊肚手巾,身着黑土布棉袄,手抬一个个花圈的队伍,再后面是老汉们、婆姨女子们和全村的娃娃。茂胜婆姨身孕已重,人们劝她不要去,她不干,非要去。我们把大力安葬在罗家山峁最高处一块比较平坦的地方,面向着东方,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向着我们所来的地方,向着我们的家——北京的家和陕北的家。这块坟地是我们知青选的,因为它是大力离开我们的地方。尽管大家都没有说,但心里的确常常回响起《洪湖赤卫队》里的歌声:“娘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那高山上,让儿的坟墓向东方……”

  第二年清明,我们和其他队的知青们又来到了大力的坟前。从山里挖来了十棵柏树苗,从山下挑来了几桶清泉水。我们把经过一个冬春日晒雨淋的花圈集中起来烧掉,清除了坟前的杂草,种下了柏树苗,也种下了我们的期望。我们希冀着这一棵棵常青的柏树,长大以后,能连成一片树荫,陪伴着大力,守护着大力,直到永远。

  1988年春,小莉在妹夫宝新的陪同下,约了原来在黄古塬大队插队的知青许平,一行三人,重返陕北。

  这是离开陕北14年后,小莉第一次回陕北。1970年,北京派了一批干部去陕北后,对知青小组进行了调整和合并。我们知青小组从王连沟大队合并到了北阳大队。1972、1973年以后,我们之中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当了工人,有的当了干部,有的办了困退、病退,调回北京。小莉是我们之中第一个重返陕北的人。

  西安、延安,一路上都受到了当年的知青们的盛情款待和周到安排。3月22日一早,延安的朋友安排了一辆北京212吉普专程送小莉一行去延长。车离延长越近,小莉越兴奋。公路两边,不时可以望到延长油矿的“磕头机”在不停地抽油。车进延长县城,正逢上赶集,坐在小车前座的小莉只觉得眼睛湿润,喉咙发紧。看到迎面走来的老乡,感到那么亲切,似曾相见,又未曾见过。细想想,自己也好笑,算起来,当年走时的娃娃现在都是大姑娘、小伙子了,而那时年富力强的中壮年现在该是步履蹒跚的老汉了。回到陕北,时间好像又回到了十多年前,件件往事好像就在眼前。车轮下的路正是我们当年往返队里和县城曾一步一步走过许多次的路,小莉渐渐入戏了。

  沟口,登上我们当年筑的大坝时,许平突然对小莉说:“听说你哥的坟让他们给挪了。”一句话好似晴天霹雳,震得小莉心里咯噔一下悬了起来。忙问他怎么知道。许平说黄古塬与王连沟的人有亲戚,听老乡说的。宝新一听,当即大怒。小莉顾不上多说,先安抚宝新,再往前赶。半路上,碰见了冯占仓,他非常吃惊,一把拉住小莉的手问:“怎么回来了?”小莉说:“回来看看。”说着眼泪就掉了下来,许平、宝新也忍不住哭了起来。冯占仓见状,好像他们已经知道了,于是说:“你们去找支书,看他怎么说。”小莉想,事到如今,也只好这么做了。

  下山后,该吃早饭了。小莉只觉得委屈极了,心里堵得慌,一点也不想吃。她对村民们说:“我离开王连沟时,是下决心要回来的。不管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一定要回来的。别的人不回来可以,我是要回来的,因为哥哥在这里。一方面。要回来看我哥,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来看活着的人,来看看大家。我们在王连沟,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大家的事,我哥哥更没有做。我们走了这么多年,总想着大家会关照好我哥哥,我们也放心。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你们要挪坟,也可以。按常理应该通知我。没有通知,也可以,总该挪一个好地方。可你们把他挪到哪儿了呀? 居然挪到一个难以想象的荒山陡坡上,草草埋了,连个标记也没留下。别的我还可以理解,可以原谅,这一点我最不理解、也最使我伤心。”

  支书说:“你什么也别说了。看到你这个人,我就知道做错了。你只要坐在这儿,我就没话可说。往后,我们一定会好好待他。你看下什么地方,我们再迁。你今天有时间今天看,今后有时间今后看。人力、物力我们出。一定让你们满意。”小莉只觉得脑子木木的,这意外的变故,伤心和悲痛,使她无法马上做出理智的决定。于是,尽管乡亲们一再挽留,小莉一行还是匆匆告别,转道西安,返回北京。

  在西安、北京,小莉分别和当年的知青朋友们谈起这件事,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一致认为,这件事简直太典型了。当年大力在那个年代里已经受到了一次不公正的对待,没想到进至八十年代大力竟然又遭到了封建迷信所造成的第二次劫难。热心的朋友们分头向团中央、全国青联、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延长县人民政府反映情况,得到了有关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的理解和支持,并受到舆论界的关注。

  1988年4月16日,小莉正式致函陕西省延长县人民政府,如实地反映了事情的经过,她写道:“发生这件事情,使知情的当年知识青年非常震惊。正是由于当年没有给予张大力同志一个公正的评价,今天又发生了封建迷信思想抬头的悲剧。我们请求省、县、乡政府出面,关心和过问当年知青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以告慰死者的英灵,激励活着的这一代人为振兴中华而继续奋斗。”信中还提出了迁葬的合理要求。

  1988年7月15日,中共安沟乡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追认张大力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决定”。决定这样写道:根据张大力同志生前的申请和亲属的要求,经安沟乡党委1988年7月12日会议研究决定,追认张大力同志为中国正式党员,党龄从1970年算起。从大力1969年12月4日牺牲,到乡党委通过追认他为党员的决定,中间隔了近十九年。虽然迟了十九年,但毕竟让人感到欣慰。美中不足的是“决定”中关于“党龄从1970年算起”一句,不知该作何解释。大力1969年牺牲,党龄怎么能从死后算起呢,难道能计算冥龄吗?可见,封建迷信观念并不仅仅存在于王连沟的村民之中啊。

  1988年11月10日上午,小莉、向东和黄古塬的知青志光代表大力的亲属和在安沟插队的全体北京知识青年来到延长县。中午,与县乡有关领导同志研究了迁葬的具体安排,小莉等三同志转交了由北京支延干部老梁和十几名知青写给县政府的联名信,并提出将大力新墓迁到县陵园或公墓的想法。由于延长县没有公墓陵园,安沟乡党委书记立即提出将大力墓迁往安沟农场的建议。

  十二日上午,大力墓挖开,此时,气氛相当紧张,县里怕挖开后是一座空墓。因为,当地过去曾有迁坟时如棺木已腐,就把坟扬了的做法。如果挖开以后是空的,王连沟的乱子就捅大了。村民们说,1982年迁坟的时候棺木还是好的,肯定没有扬。由于埋葬草率,年久失修,棺木灌满了泥沙。开棺后,同志们一点点拭去了泥土,发现了大力的眼镜和皮带,肯定了这确实是大力的遗物,人们的心才踏实了。随后,同志们把大力的遗骨放进准备好的五尺柏棺。